沈國勇律師：檢察自偵案件辯護的困境與出路
2014-12-01 00:00:00
前段時間接了一個某局副局長玩忽職守的案件，檢察院似乎是一定要把他拿下了，除了玩忽職守的“犯罪事實”，還收集了他十年間逢年過節(jié)收受一萬余元購物卡的“受賄”事實，偵查階段、審查起訴階段當事人都非常老實，全部認罪了，可是到了法院階段，想想不對，工作雖有失職，但不全是自己一個人的錯，為何要讓自己一個人承擔一個罪名呢？于是請了我為他辯護，目的只有一個，給自己一個交待，將來不會有遺憾。
介入后，我審查了全部案卷材料，發(fā)現(xiàn)指控玩忽職守的證據(jù)不足，前提條件工作職責方面無法認定，金額方面也計算有誤，沒有達到玩忽職守罪30萬元損失的標準，于是在法庭上對玩忽職守罪作了證據(jù)不足無罪辯護，對受賄罪作了罪輕不作刑事處罰辯護。從庭審效果上來講應該是很好的，按照現(xiàn)有證據(jù)法院肯定是無法認定有罪的。而且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情況，老實巴交，副局長當了十年了，還開個摩托車上下班，開庭的時候她老婆也來了，完全是一副農村婦女的打扮，在進法院大門安檢時竟然還給保安下跪要求對她老公從輕處理，可想而知，這位副局長和副局長夫人，和我們想像中的官老爺和官太太有多少距離。所以，從社會效果上來講，對于這樣的當事人，免予刑事處罰，我認為是合情合理也合法的，我在法庭上也是這樣要求的。
但可惜的是，面對法院釋放的無法認定有罪的意見，檢察院又開動司法機器進行了補充調查，雖然程序上沒有走退回補充偵查，但還是二次提交了很多證據(jù)材料，法院也接受了并通知第二次開庭。結合自己多年的律師辦案經驗，我的感受是，凡是檢察院自偵案件，相比于公安偵查的案件，法院要判個無罪的難度會更大。對于新提交的證據(jù)，既存在形式不合法的問題，如打印一個情況說明讓證人簽字，證據(jù)性質上是證人證言，但是形式上又不符合要求；還有調取書證沒有二名以上偵查人員簽字，也沒有書證提供單位人員簽字，而這些都是在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(guī)則》中有明確要求的，十年前我初入反貪局時師傅也是這么教的。這次補充證據(jù)，在職責、金額方面都進行了強化，意在彌補第一次開庭時證據(jù)上的漏洞。當然，第二次開庭時，我還是會進行有針對性的質證并仍舊作無罪辯護。
出路在哪里？在強大的公權力面前，個人雖然顯得非常渺小，但是不用怕，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，運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，就不怕沒有出路。我的經驗是，辦理一個刑事案件，尤其是自偵案件，要從三個層次來進行基礎性分析：事實、證據(jù)、最可能的結果。首先必須對事實要有一定清楚的認識，到底行為有沒有很嚴重的社會危害性、是否應當用刑罰來進行制裁，這是前提。作為律師，如果我內心確認我的當事人是有罪的，即使當事人要求我作無罪辯護，我也會拒絕，因為我有底線；但如果犯罪事實不存在，即使當事人違心認罪了，我也會盡力引導他實事求是；或者對于行為有過錯但是我認為指控的罪名過重的當事人，我會將案件情況分析清楚并尊重他們本人的意見。律師職業(yè)之所以崇高，不是因為錢賺得多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能夠維護了公平正義；律師可以通過自己負責任的工作為當事人謀取最大化的合法權益，但是用自己的辯護技巧讓一個有罪的人逃脫法律的制裁，卻不是我的追求。第二，事實分析清楚，就基本上對案件有了一個主要的思路，接下來就是審查證據(jù)材料。分為兩種情況，如果認為有罪的，可以指出證據(jù)上存在的問題把案件搞“復雜”，目的不是為了無罪，而是進行一個訴辯交易；如果認為無罪的或者無需刑罰處罰的，就要利用證據(jù)上的漏洞作證據(jù)不足無罪辯護。辦案就是這種情況，我認為當事人工作是有不足之處，但是這是一個系統(tǒng)性存在的問題，也不是他能解決的，上級領導和部門的責任更大，出了事就讓他來承擔刑事責任，我認為過重了。第三，尋求一個可能的結果。就本案而言，已經送到法院審判了，如果兩個罪名都無罪，可能不是一個“和諧”的結果，所以我認為認定受賄罪并免予刑事處罰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結果。但是檢察院還是在做最后的努力要把玩忽職守也定上去，原因大家都懂的。
在分析案件“大局”后，剩下的活就是技術上的了。面對第二次開庭，當事人和律師也可以從很多方面進行應對：一、可以通過找人做筆錄、申請證人出庭等來印證當事人不存在這方面的工作職責；二、非法證據(jù)排除，對于形式不合法的證據(jù)要求法院排除，不作為定案的證據(jù)；三、找出目前新的證據(jù)存在的致命漏洞（暫時保密）。當然，當事人自己的態(tài)度也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自己退居二線讓律師沖在前面，出了問題把責任都推向律師，那么哪個律師會全力以赴呢？所以，當事人如果真想抗爭，首先自己要拿出勇氣來，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只要你的魄力讓別人感受到，即使公權力，也會有所顧忌。